九十年代“长篇热”透视

长篇是怎样“热”起来的

在新时期文学中，比起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崛起与繁荣比较迟缓一些，但是，应该说，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九十年代的“长篇热”做了积极的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数量上来看，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概每年有三百多部的长篇小说问世。从质量上看，于1982年冬至1991年春的三届“矛盾文学奖”评出了16部获奖作品，此外，包括已进入初选范围的50部作品和一些“遗珠”，这期间大概产生了近百部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少见或仅见的。再从作品的题材选取与开掘，作家艺术探索尤其是长篇文体创作等方面来看，也都初露端倪。

1993年，陕西几位作家推出了几部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学评论界又把1993年称之为“长篇年”。从此，长篇小说倍受关注，于是也就“热”了起来。尤其是1995年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抓好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件”，即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而长篇小说则为“三大件”之首。于是，层层抓长篇，长篇小说创作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了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长篇热”于是成了九十年代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据统计，1995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表）量大约在700余部，1996年突破800部，1997年预计逼进1000部。这样的数量确为近百年文学史上所仅见。其间，一批贴近生活、反映时代风采的作品和艺术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度相当冷清的长篇小说评论阵地也热闹起来，长篇小说的作品研讨会似乎也成了文坛的热闹之所和各报刊的新闻来源之一。这大概就是“长篇热”的一些表现。

形成这种“长篇热”的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过八十年代的积累，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较好的艺术准备；而一批中青年的实力派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往往也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如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刘震云、余华、史铁生、毕淑敏、林白、陈染、周大新、王安忆、周梅森、叶兆言、苏童、范小青、李锐、钟道新、张平、张宏森、张炜、赵德发、韩少功、陶少鸿、张抗抗、赵玫、铁凝、迟子建、刘醒龙、邓一光等等，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开始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或者说，他们大都是于八十年代在中短篇创作上积累了艺术经验，而在九十年代写出他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的。

其次，是来自社会的客观原因种种，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总书记的倡导。一时间，千军万马涌向长篇小说园地，成了本世纪末文坛的一大奇观。

再次，图书市场的制约与驱动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发行看，长篇小说往往比中短篇小说集的销路好。九十年代初，有几部被炒热的长篇小说创造了发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纪录，可以说仅次于一些被炒得很“火”的明星自传，于是大大刺激了出版界和作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成套的丛书销路好，另一方面，是长篇小说与影视作品“套种”，即先编成电视连续剧，再改成长篇小说；或先写成长篇小说，再由作家改成影视作品，这种“套种”的结果往往扩大了长篇小说的影响。

最后，从客观原因看，广大读者对长篇小说的喜爱也是形成“长篇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小说选刊》杂志社事业部1997年读者调查报告《正在崛起的长篇》一文所提供的材料表明，目前年产八百部左右的长篇小说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无论是出于满足自身的文学欣赏需求，还是为了了解生活，抑或是为了借助作品蕴含的哲理来辅助自己的思考，广大读者已把阅读长篇小说作为生活中扩大眼界、认识生活和进行高层次审美活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对于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使长篇“热”起来，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

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是“热”起来了，对此，人们已经取得了共识。问题是，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究竟怎么样，长篇小说创作是否真正繁荣起来了，这才是人们更为关切的焦点。

我以为，评价一个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固然需要看这一时期是否出现了大家和大作品，同时也应观察这一时期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总体发展趋势。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么在观察和评价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时，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首先注意到的。

首先，现实品格的增强，也就是当代性的强化，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值得注意的趋势。唯其为此，它才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关注并引起他们的共鸣。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贴近生活，在较深层次上反映了当代改革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并具有较强时代精神的作品。诸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以及他最近推出的反映股市风云的新作《天下财富》，尤其是《人间正道》中塑造的那位临危受命一身正气的市委书记吴明雄和热心于跑官打小算盘的市委副书记肖道清以及市委一批性格鲜明的领导干部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张宏森的以一个大型工厂为背景描写九十年代车间生活，塑造普通工人形象的《车间主任》；张平的反映一座省会城市和一个大型企业中腐败与反腐败斗争、较好地塑造一个省会市市长李高成艺术形象的《抉择》；毕淑敏的描写一所戒毒医院里形形色色悲喜剧，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性，在艺术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创造的《红处方》；陶少鸿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比较深刻反映近百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农民陶秉坤的艺术形象的《梦土》；周大新描述一个丝织世家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命运变迁的《有梦不觉夜长》、《格子网》、《消失的场景》三部曲等等，最近，海天出版社推出一套“世纪商潮长篇小说丛书”，其中首批推出的深圳青年作家黄梦妮的处女作《半岛狂响》和山西作家钟道新的《权力的界面》也都值得注意，《半岛狂响》写的是深圳蛇口半岛上的商界风云和中西文化的撞击，《权力的界面》描述的是首都高新技术产业中所发生的商界与政界以及知识界错综复杂的故事，两部作品都具有九十年代大都市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对改革事业别开生面的描写。这类贴近生活反映改革进程中复杂矛盾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作品，虽然有较强烈的时代精神，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往往存在着描写的生活比较表层化，艺术上比较粗糙的缺陷，或者说瑕疵，这大概都是由于作家们的生活素材缺乏必要的积淀且写得比较匆忙、在艺术上缺乏打磨之故，即以周梅森屡屡得奖反响颇为强烈的《人间正道》而言，这种缺陷或瑕疵就相当明显、也相当突出。比起这类近距离反映生活的作品来，陈忠实的《白鹿原》、王火的《战争与人》、王家斌的《百年海狼》等作品，反映的生活虽然有一定距离，但作品同样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而且对生活开掘较深，艺术上也打磨得较细，也就比较完美些。

其次，在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明显的个性追求，在艺术上做了新的探索、具有艺术新质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一种新的趋势和新的希望。王安忆的《长恨歌》便是这样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长恨歌》通过王琦瑶这么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坎坷而平凡的一生，通过与王琦瑶有关联的种种上海弄堂人物，写出大上海从四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历史变迁，描摹出大上海几代市民的众生相和他们的“魂”来。我把《长恨歌》称为长篇小说中的婉约派，此作在笔法上的细腻，对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之精微，对上海弄堂里的生活氛围和民俗描写之细微，都使它在艺术上别开生面，别具一格。此外，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九月丛书”中的若干作品，也是属于这类追求个性化，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和艺术新质的作品，诸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林白的《说吧，房间》等等。《许三观卖血记》引人瞩目处不仅是为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的某些悲剧性，而且在叙述笔法上多有新的创造，例如在提纯故事情节后，在叙述上以有节奏的反复，造成一种一咏三叹的艺术效果等等，都有新的艺术韵致。《说吧，房间》比起林白前两部长篇来也有新的创造，她用一种细腻然而客观的叙述笔调，对两位职业女性即女记者老黑和她的女朋友———在生活中深受伤害的南红的心灵作了精细的解剖，表现了她在社会转型期受到的压力，既具有认识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李锐的《旧址》、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及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二辑转载的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也都是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新质的作品。《尘埃落定》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富有新鲜感的藏族一个土司家族的生活画面，其富有诗意的叙述语言，富有油画感的生活画面，也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总观这类作品，其长处是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新质，是把长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品来精雕细镂，营构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氛围，但它们也都存在一些短处，最主要的是缺乏较宏伟的架构和较宽广的艺术空间，因此缺乏一种史诗气度与气魄；同时，它们在具有较大胆的个性追求的同时，不大注意把这种艺术创作中的个性追求同大众化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因此有些作品的可读性不强。

再次，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化品格的增强也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趋势。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保持着“稳产”、“高产”的趋势，也就是说，既具有较可观的数量，又具有较高的质量。但是，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从《陈胜》到《李自成》、《星星草》，大都是写历代农民起义，写阶级斗争，属于政治小说。八十年代末以至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写宫闱生活的比较热门外（这方面可以举出吴周因易的“唐宫八部”和诸多写清代宫廷生活的作品），不少作家转而写文人生活，写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的传记小说，追求更高的文化品格。这方面，首推刘斯奋的《白门柳》三部曲（包括《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等三部），这部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第一部，到九十年代才出版二、三部，历时十余载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写的是明季江南“复社”一批名士和秦淮名妓的生活，写他们在南明小朝廷崩溃前夕那高昂悲怆的爱国热情，写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侯方域、钱谦益、冒襄等江南名士以及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还有史可法、黄宗羲等民族英雄和一代大儒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人物和这段非凡的生活，本身就是很有文化品味的，加上作者的诗词的造诣颇深，小说或引用或新填的词，还有儒雅的语言，也都提高了作品的文化品格。因此，把《白门柳》说成是文化小说或学者小说，是得当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历史小说家杨书案的作品。杨书案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反映唐代末年黄巢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九月菊》、《长安恨》以及反映秦始皇苛政的历史小说《秦娥忆》都引起过相当强烈的反响；八十年代中期后，他转向文化历史小说的创作，先有《半江瑟瑟半江红》（后易名为《隋炀帝逸事》）、《几曾识干戈》（后易名为《李后主浮生记》，九十年代后又有《孔子》、《庄子》、《老子》等文化系列小说问世，这些小说或以李后主这样的兼诗人与君王于一身的风流帝王的生活为描写对象，或以孔子、老子、庄子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为传主，作者以“七实三虚”的传统历史小说写法为原则，复原历史上的一段段动人的生活和历史名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我以为，这种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强化文化品格的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它有可能是历史小说出力作出精品的一种预兆。

上面，我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几种创作趋势以及其长短得失做了简要的评析。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不足。

“长篇热”带来的一些问题

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是“热”起来了。这种“热”，带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初步繁荣，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各级领导把长篇小说创作作为“三大件”之首来抓，这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但由于一些同志不尊重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不按照艺术规律来组织领导长篇小说创作，而是用行政办法来领导长篇小说创作，这就未必有利于长篇小说创作健康地发展。例如，发计划，收报表，按题材定重点选题，过分强调作品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不尊重作家的艺术创造和不太重视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以及作家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等等。

其次，某些出版社的某些长篇小说丛书的策划者和相当一部分书商把长篇小说的出版、炒作完全变成一种商业行为。悬赏重金，腐蚀作家，或把某些不怎样的三流作品大加炒作，以精品之名推出，欺骗读者；或蛊惑人心，……凡此种种，都有极大的危害，应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必须加以抵制，否则将有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创作者、评论者、组织者和出版者对长篇小说文体的不重视或不够重视，文体意识的淡薄，也不利于长篇小说质量的提高。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自然有它的文体特征，有它的独特的审美范式，诸如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以及近年来的演变，结构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长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它的叙事节奏、叙事基调、叙事人称和角度。长篇小说叙事中的闲笔，还有长篇小说作家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生活，长篇小说中的风俗描写，人物形象塑造等等问题，看来是技巧问题，又不是单纯技巧问题。有一种看法，把长篇小说的文体单纯看成形式问题、技巧问题从而加以贬低，这是不正确的。为了提高长篇小说的创作质量，使“长篇热”能持久健康地发展下去，多出精品，出力作，应该强化文体意识，认真研究长篇小说文体特征和创作上的诸多问题。

第四，创作主体的浮躁也是“长篇热”带来的突出问题。不少作家总是想写得快、出得快和“炒”得快，这种“三快”的心态也极大地从消极方面影响了作品的质量，造成粗制滥造的作品多，也造成一些本来不错的作品由于缺乏精心耐心的打磨而艺术上殊为粗糙，难以成为艺术精品。因此，为了提高创作质量，作家们也必须克服创作上只求“三快”的浮躁心态，静下心来，进行严肃认真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庸俗化的评论和评奖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推动创作的作用，反而会起到消极作用。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它的原则，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最近一段时间，无原则的吹捧和炒作是更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此外，一些不严肃的评奖活动，无一利而有百害，也应注意避免。